文科治国，理科误国？

今天阅读了2009年11月号的《中央公论》（平成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发行，一五〇七号第百二十四年十一号），这次的内容包含金融，农业以及对鸠山政权的外交政策的审视。当然这都是日本的家务事，与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算日本坚持从战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现在在中国日益繁荣的背景下，现实的日本人也绝对会把“福泽喻吉”的教诲抛在脑后，踏踏实实的从中国赚钱。说白了，谁和钱有仇啊？战后的美国依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资本，轻松的享受着“腐败”的生活，日本人就是瞅准了这个时机，变着法的从山姆大叔手里赚钞票。现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和“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积累起来的劳动力资源都是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在最维持榨取山姆大叔原则已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市场突破口，中国自然会是首选。对于这样的发展战略，我们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聪明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像脑满肠肥的“Super Size”美国佬那样老老实实的买丰田汽车（且不论我们市场上的合资品牌能保留多少品牌价值），日本人在和中国人的交流中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所谓“后发制人，先发制于人”，法无常法，道行常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远在日本继承的中华文化之上，这一点日本人也应该是最清楚的。

今天我想说的并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和走亲华路线的鸠山政权打交道，而是想从鸠山政权的一些特质，反思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不足核问题。

话题回到本次的标题：文科治国，理科误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论点是因为十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中有一篇题目（大概）为“‘理系内阁’礼赞中呈现的疑问”的文章（日语水平有限，译错了别怪我。），里面讨论了日本现政权鸠山内阁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的是理科出身的成员比例比以往高出很多。文中记载，在国会议员中理科出身成员比例在一成左右的情况下，鸠山内阁18名成员中，四人是理科教育背景，且分居总理大臣、副总理、官房长官、文部科学相四个要职。文部科学相理科背景出身，按理说也无可厚非，毕竟顶着“科学”的头衔。不过总理大臣，副总理，以及身为总理大管家的“官房长官”的三个最重要职务都是理科背景出身的人，难免有些过于“理科化”了。

本来我以为写这篇文章的人应该是个文科出身的评论员，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才去写这篇批评性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分子生物学者。当然从作者的稳重的论述我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于理科教育有着独到且深刻的见解。作者谈到，理科教育的重点是教会学生从定性的观察上升到定量的分析。研究的方法是用数学工具处理变量与变量间的关系，而统计学更是理科从政者的治国利器。

我本身也是正经的工科出身，本科阶段在大学里面接受了整整四年的工科教育，不过现在终于是和理工科说再见了，踏踏实实的攻读纯文科的学位。不过对于理科治国我确实能看到它的不足。首先来讲，复杂的社会、文化、法律问题不能通过量化抽象进而调用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比如从统计学出发的“长尾理论”虽然在经济和经营方面可以说是重大发现，但是放在治国上就明显丧失了国家存在的意义。一个国家就是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绝对不能分出什么80%重点保护，20%一般保护的“分级制度”，更不能以“大多数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为借口简单粗暴的侵害所谓“少数人”、“个别分子”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不正是存在着这样“分层保护”、“区别对待”的现象吗？远的就不说了，前几天强拆导致被拆迁户自焚身亡的新闻，以及重庆“打黑风暴”当中对于律师的不公正待遇不是让中国的《物权法》、《律师法》蒙羞吗？我们的政府还有什么脸面去谈“依法治国”？

我记得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们，科学定律有的时候是背离于人们的感性认知的。就像牛顿三定律，就和人们一直以来的认知相左，所以我们要用理性认识战胜自己的感性认识。诚然，本着科学的精神，我们应该用理性认识战胜感性认识。但是理性认识并不是对道德，对人性，对良知，对法律的麻木不忍。就像我们不能看着被强拆的人自焚身亡还指责他/她是寻衅滋事、暴力抗法，忽略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也不能看着有律师为所谓“黑社会分子”辩护的时候还说这个律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用所谓的理性认识把道德，人性，良知，法律通通“战胜”的时候，那么理性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鸠山政权18位阁员，有四位理科出身的人，就会被社会拿来讨论。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最起码这是一种自由表达观点的现象，作为政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我们中国今天九位常委里面只有两位（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文系出身的领导，其他7人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却很少见有人说过什么。也许有不少人想说，或者已经说了，只是被“保持稳定，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理由和谐掉了。再来说一些实例，日本人批评鸠山内阁在碳排放的立场（到2020年较1990年减排25%）就是把现行的《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量按照时间叠加下去（《京都议定书》中要求到2012年较1990年减排6%），而以现在的进行状况来看，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都十分困难，又拿什么来保证新的碳减排计划呢？而中国在理系治国的这些年来，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可以说是最明显的“计算失误”。我们不需要再冗述三峡工程这些年追加投入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也不用说南水北调工程让北方人等了多少年南方的水。但就是这些工程所涉及的移民问题，环境压力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已经可以让当初力主上马的人羞愧而死了吧？人算不如天算，这些投资浩瀚，涉及面极为广的工程绝对不是几个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画画蓝图，用MATLAB模拟模拟，整几个数学模型就能搞定的。

说到底，如老子所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与理系出身的“科学实验精神”可以说，在治国领域上多少有一些背道而驰。再次反思，怎样的领导人才是真正适合治理国家的人？也许是文科出身还是理科出身，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态度来治理国家。是人民的主人，还是人民的仆人？是人民当家做主还是人民被当家做主。或许我们能从下届领导班子的身上找到曙光？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把人民当做确确实实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统计学上几个苍白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