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简单，人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评价高低并不是基于其经营的状况而决定的。换句话说，国企是盈利还是亏损并不会影响人对于国企评价的好坏，即是“骂”还是“赞”。从国企的名字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所谓的“国企”，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其经营的目的在于为国民谋福祉，而不是简单创造了多少多少的盈利。但是如果我们简单观察一下国企过去长时间以来的所做所为，就不难发现国企就像是中国现行政治教科书中描述的资本家一样，粗暴的进行着原始积累。“高达5.5 万亿国企资产(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有多少是榨取了中国平凡的劳动人民身上的“剩余价值”？
另外一方面，现行社会上所盛行的分配不均问题，已经被中央的领导所关注。然而这种分配的不均衡正是源自于且加深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利用政策优势抢先获取利润；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国有企业利用国字号的招牌和对政策的影响力继续保持着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优势，难怪会出现“一个抄表工年薪十万”的闹剧了。
“在事实层面，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的数量为196家，截至目前减到了132家。这64家央企的退出，没有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通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国企之间有着彼此的利益保护和利益均沾。国有企业内部的整合，有利于国有企业在其所处市场的竞争中保持进一步的优势。比如前不久的通信行业间的改革，美其名曰是完善市场竞争，实质上不就是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闹剧吗？当年由几家部委出资组建的“联通”虽然保留了品牌，实质上是被国有的“网通”整合掉了。新“联通”和电信，移动之间不过是国家（确切的说是政府）左兜和右兜的关系，所谓的市场竞争已经从根本层面上被消灭了。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被“骂”，并不是由于做的好，或者做的不好。而是这些企业通通有愧于“国”字，这些企业谋利润是为了少数人积累财富，为了控制所处行业，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财富被这些挂着国字号的企业深深的侵蚀着。这些企业造成了社会的分配的不均，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被骂是绝对难免的。
————————
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想不通为啥国企好坏都要挨骂》全文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荣融辗转难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评论《央企为什么这么“红”》让他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彼时，国务院国资委刚刚公布了央企年度成绩单——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起，央企销售收入与利润连续三年攀升。本以为如此出色的表现，足以为国资委与央企赢得掌声，可李荣融没想到，收获的还是骂声。“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起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你要是问我央企为什么这么红，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央企业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因为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所以央企搞好了。”李荣融说。
虽然在国资委成立的6年里，质疑声和骂声始终伴随着李荣融，压力和郁闷对他而言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但是，作为中国企业“国家队”的“总教练”，作为高达5.5 万亿国企资产(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统计数字)的“看家人”，李荣融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信仰和梦想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位共产党员，是“国企强则国强”的坚定信奉者。他的梦想是终有一天，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能有50家来自中国。而且他相信，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主要靠中国的国有企业。
进退之辩
在国资委最近公布的2009年前十个月央企的成绩单中，中央企业在2009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8289亿元，同比下降0.4%，降幅比1-9月缩小2.5 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利润6337.8亿元，同比下降6%，降幅比1-9月缩小7.7个百分点；已交税费总额9305.2亿元，同比增长9.5%。
与2007年以前相比，这样的成绩当然算不上炫目，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刚扫过的背景下，它已然超出了李荣融以及外界的预期。在2008年那个可怕的冬天，李荣融曾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预备着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积累的所有荣光，被这场危机付之一炬。在2008年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荣融说，“央企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而是能不能‘过得去’。”
很难说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冬天太短，还是中国经济的春天太强大，总之，央企的复苏来得远比想像的早。在2009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李荣融就带来了央企走出底谷的消息。
然而，就像中央企业每年漂亮的成绩单都没有换来掌声一样，2009年，率先复苏的央企收获的仍然不是赞赏和表扬，而是一顶“国进民退”的帽子。这顶帽子在国资委成立的六年来，一直压在李荣融的头上，而在2009年，它显得尤为晃眼。与前些年社会舆论对“国进民退”的批判有别，这次，一个新的有力论据会被经常提起：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4万亿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央企身上。在冬天里“穿上棉袄”的央企，在扩张的道路上远远把民企甩在身后。中粮入股蒙牛、宝钢入主宁钢、中国建材横扫水泥行业、山西煤炭行业大整合，甚至“央企地王”的出现，都强化了这一命题。
对此，李荣融并不认可。2009年8月，在为广州的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所做的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会上，他回应道： “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因为国企、民企都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我相信，民营经济还会做大做强，但客观地讲，它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些矛盾。”为此他还特别提出，在这一轮的并购整合大潮中，也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央企进行重组并购。
不仅“大老板”李荣融，其辖下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这种提法，甚至比李表现更激愤。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反问：“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详见本期《宁高宁：告别“摩根时代”》)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不久前也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什么国进民退啊，我说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与“国进民退”现象交映的另一个现象是“央进地退”——这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事实上来得更猛烈和持久。除了几个国资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外，地方政府都在竭尽所能抱紧央企这棵大树。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选择，逻辑很简单：首先国企改制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工作，接下来的问题是“卖给谁”：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或者管理层，弄不好就被会扣上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卖给外资，则要承受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指责。而卖给中央企业，就像是从一个口袋转进另外一个口袋，税收、就业——这两个地方政府最在意的“收益”没有流失，何乐而不为呢？
有分析人士指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被作为引导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指挥棒”，现在已经失灵。特别是央企，“只进不退、有所为没有不为”，是对现状更加贴切的描述。
接近国资委的一位专家曾向《中国企业家》透露，2003年成立以来，国资委就一直在考虑出台一个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路线图：哪些行业进，哪些行业退。但是因为过于敏感，至今未有定案。
关于“进退之道”，国资委曾有过说法。2006年底，李荣融就曾放出过一个探测气球，即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一提法出炉后，即遭遇舆论强烈炮轰：这是在强化垄断，与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后来，该说法在国资委被淡化处理，至今未有公开文件面世。
“国进”其势难挡，那么民企收购央企，有没有可能？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有一番比较客观的说法：“总体上讲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家族企业阶段。家族企业经营中小企业效率很高，但经营大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现阶段，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
在事实层面，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的数量为196家，截至目前减到了132家。这64家央企的退出，没有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