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治国，理科误国？

今天阅读了2009年11月号的《中央公论》（平成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发行，一五〇七号第百二十四年十一号），这次的内容包含金融，农业以及对鸠山政权的外交政策的审视。当然这都是日本的家务事，与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算日本坚持从战后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现在在中国日益繁荣的背景下，现实的日本人也绝对会把“福泽喻吉”的教诲抛在脑后，踏踏实实的从中国赚钱。说白了，谁和钱有仇啊？战后的美国依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资本，轻松的享受着“腐败”的生活，日本人就是瞅准了这个时机，变着法的从山姆大叔手里赚钞票。现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和“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积累起来的劳动力资源都是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在最维持榨取山姆大叔原则已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市场突破口，中国自然会是首选。对于这样的发展战略，我们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聪明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像脑满肠肥的“Super Size”美国佬那样老老实实的买丰田汽车（且不论我们市场上的合资品牌能保留多少品牌价值），日本人在和中国人的交流中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所谓“后发制人，先发制于人”，法无常法，道行常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远在日本继承的中华文化之上，这一点日本人也应该是最清楚的。

今天我想说的并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和走亲华路线的鸠山政权打交道，而是想从鸠山政权的一些特质，反思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不足核问题。

话题回到本次的标题：文科治国，理科误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论点是因为十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中有一篇题目（大概）为“‘理系内阁’礼赞中呈现的疑问”的文章（日语水平有限，译错了别怪我。），里面讨论了日本现政权鸠山内阁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的是理科出身的成员比例比以往高出很多。文中记载，在国会议员中理科出身成员比例在一成左右的情况下，鸠山内阁18名成员中，四人是理科教育背景，且分居总理大臣、副总理、官房长官、文部科学相四个要职。文部科学相理科背景出身，按理说也无可厚非，毕竟顶着“科学”的头衔。不过总理大臣，副总理，以及身为总理大管家的“官房长官”的三个最重要职务都是理科背景出身的人，难免有些过于“理科化”了。

本来我以为写这篇文章的人应该是个文科出身的评论员，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才去写这篇批评性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分子生物学者。当然从作者的稳重的论述我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于理科教育有着独到且深刻的见解。作者谈到，理科教育的重点是教会学生从定性的观察上升到定量的分析。研究的方法是用数学工具处理变量与变量间的关系，而统计学更是理科从政者的治国利器。

我本身也是正经的工科出身，本科阶段在大学里面接受了整整四年的工科教育，不过现在终于是和理工科说再见了，踏踏实实的攻读纯文科的学位。不过对于理科治国我确实能看到它的不足。首先来讲，复杂的社会、文化、法律问题不能通过量化抽象进而调用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比如从统计学出发的“长尾理论”虽然在经济和经营方面可以说是重大发现，但是放在治国上就明显丧失了国家存在的意义。一个国家就是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绝对不能分出什么80%重点保护，20%一般保护的“分级制度”，更不能以“大多数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为借口简单粗暴的侵害所谓“少数人”、“个别分子”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不正是存在着这样“分层保护”、“区别对待”的现象吗？远的就不说了，前几天强拆导致被拆迁户自焚身亡的新闻，以及重庆“打黑风暴”当中对于律师的不公正待遇不是让中国的《物权法》、《律师法》蒙羞吗？我们的政府还有什么脸面去谈“依法治国”？

我记得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们，科学定律有的时候是背离于人们的感性认知的。就像牛顿三定律，就和人们一直以来的认知相左，所以我们要用理性认识战胜自己的感性认识。诚然，本着科学的精神，我们应该用理性认识战胜感性认识。但是理性认识并不是对道德，对人性，对良知，对法律的麻木不忍。就像我们不能看着被强拆的人自焚身亡还指责他/她是寻衅滋事、暴力抗法，忽略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也不能看着有律师为所谓“黑社会分子”辩护的时候还说这个律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用所谓的理性认识把道德，人性，良知，法律通通“战胜”的时候，那么理性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鸠山政权18位阁员，有四位理科出身的人，就会被社会拿来讨论。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最起码这是一种自由表达观点的现象，作为政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我们中国今天九位常委里面只有两位（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文系出身的领导，其他7人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却很少见有人说过什么。也许有不少人想说，或者已经说了，只是被“保持稳定，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理由和谐掉了。再来说一些实例，日本人批评鸠山内阁在碳排放的立场（到2020年较1990年减排25%）就是把现行的《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量按照时间叠加下去（《京都议定书》中要求到2012年较1990年减排6%），而以现在的进行状况来看，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都十分困难，又拿什么来保证新的碳减排计划呢？而中国在理系治国的这些年来，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可以说是最明显的“计算失误”。我们不需要再冗述三峡工程这些年追加投入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也不用说南水北调工程让北方人等了多少年南方的水。但就是这些工程所涉及的移民问题，环境压力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已经可以让当初力主上马的人羞愧而死了吧？人算不如天算，这些投资浩瀚，涉及面极为广的工程绝对不是几个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画画蓝图，用MATLAB模拟模拟，整几个数学模型就能搞定的。

说到底，如老子所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与理系出身的“科学实验精神”可以说，在治国领域上多少有一些背道而驰。再次反思，怎样的领导人才是真正适合治理国家的人？也许是文科出身还是理科出身，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态度来治理国家。是人民的主人，还是人民的仆人？是人民当家做主还是人民被当家做主。或许我们能从下届领导班子的身上找到曙光？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把人民当做确确实实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统计学上几个苍白的数字。

“依法治国”为什么学法律的人找不到工作？

今天的新闻有一条记述了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法学专业是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离职和失业比例最高的专业。可是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法学专业依然是高考文科招生中录取分数较高的专业。法学专业录取分数线高，这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不管是欧美的名牌学府还是日本的“帝国系”大学，法律专业从来都是大多数高才生梦寐以求的专业。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国领导人，大多数人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在美国甚至有不少政治家曾经以律师为职业。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却恰恰相反，大多数是理工类教育背景，文科出身的人本身就是少数，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就更加是凤毛麟角，最可笑的是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竟然会出现政工干部出身，法律从业时间极短的例子。我不禁要问一句：依法治国从何谈起？

我并不是崇尚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我同样也不否认三权分立的制度有着其优越性。我记得，最近几年每当两会召开的时候，总会有媒体报道人大代表对于所需审议的提案看不懂、看不完。投票的过程也就是随大溜，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中国的人大代表，并非全职的民选议员，他们本身有着自己的岗位（大多数是公务员、解放军以及各级各地国有企业。），因此在面对非本行业的提案时，必然会有看不懂、看不完的情况。而且由于是非全职，也没有时间去针对特定问题去走访调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会，每年只有那么几天，09年还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借口被缩短了数天。而根据有关法律在全会休会期间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行全会职责，换句话说实际上立法过程和预算的审议，完全是被少数的“常委（常务委员会委员）”把持着。而这些人又大多数是中央机关和各地高层官员，“立法”权完完全全被行政人员控制，不只是全国人大，各级人大也都变成实实在在的“橡皮图章”

再看中国的法院和检察机关，大多数受控于同级或者高级行政机关，因其财政“银根”被牢牢的掌握在行政单位的“一把手”手中。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经常由缺乏司法经验的行政背景人员来担任，司法依附于行政，服务于行政，对行政负责，已经成了中国司法机构的致命伤。从这两点上来看，行政权的持有者当然不会简单的让陌生人进入到司法和立法机构中来，因此由行政单位控制的“司法考试”就变成了一个通过率极低的“鬼门关”。

当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年轻学生，雄心勃勃的走出校门，发现想从事对口行业的话，一个凶猛的拦路虎挡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司法考试。想去做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要通过这个考试，不然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只能转行做和法律无关的行业。不过就算是通过这考试拿到了资格又有什么用？如果不听所谓“党”的话，不服从“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资格很容易就被剥夺。严重的还会被司法体系所迫害。

最近十几年间，仗义执言的律师们不是被打倒就是选择了和“党”的思想路线保持高度一致，到现在为止，一部能够真正保护律师权益，护卫司法公正的真《律师法》都没有。缺少制度上的保护，律师只不过是党玩过家家的司法游戏的时候需要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话题还是转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身上。在欧美国家，法律系的毕业生也不是没有失业的，但是法律专业毕业学生的失业率绝对不会排在各个专业之首。因为当一个国家真正“依法治国”，那么其社会的运行就是依靠法律这一游戏规则所保障的。由此可以猜想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量是多么的可观。而中国，不要说是其他二流三流的学校，即使是身为全国最高学府，全国顶尖的院校，中国大学精神的背负者北京大学，它的法律系毕业生，仍旧需要面对如此高的失业率，我不知道中国的“依法治国”从何谈起。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法和中国的依法。

附：《热门专业就业大挫 法学英语失业者连续两年最多》链接

http://learning.sohu.com/20091212/n268893442.shtml

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想不通为啥国企好坏都要挨骂”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荣融辗转难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评论《央企为什么这么“红”》让他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其实很简单，人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评价高低并不是基于其经营的状况而决定的。换句话说，国企是盈利还是亏损并不会影响人对于国企评价的好坏，即是“骂”还是“赞”。从国企的名字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所谓的“国企”，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其经营的目的在于为国民谋福祉，而不是简单创造了多少多少的盈利。但是如果我们简单观察一下国企过去长时间以来的所做所为，就不难发现国企就像是中国现行政治教科书中描述的资本家一样，粗暴的进行着原始积累。“高达5.5 万亿国企资产(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有多少是榨取了中国平凡的劳动人民身上的“剩余价值”？

另外一方面，现行社会上所盛行的分配不均问题，已经被中央的领导所关注。然而这种分配的不均衡正是源自于且加深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利用政策优势抢先获取利润；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国有企业利用国字号的招牌和对政策的影响力继续保持着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优势，难怪会出现“一个抄表工年薪十万”的闹剧了。

“在事实层面，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的数量为196家，截至目前减到了132家。这64家央企的退出，没有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通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国企之间有着彼此的利益保护和利益均沾。国有企业内部的整合，有利于国有企业在其所处市场的竞争中保持进一步的优势。比如前不久的通信行业间的改革，美其名曰是完善市场竞争，实质上不就是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闹剧吗？当年由几家部委出资组建的“联通”虽然保留了品牌，实质上是被国有的“网通”整合掉了。新“联通”和电信，移动之间不过是国家（确切的说是政府）左兜和右兜的关系，所谓的市场竞争已经从根本层面上被消灭了。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被“骂”，并不是由于做的好，或者做的不好。而是这些企业通通有愧于“国”字，这些企业谋利润是为了少数人积累财富，为了控制所处行业，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财富被这些挂着国字号的企业深深的侵蚀着。这些企业造成了社会的分配的不均，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被骂是绝对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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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想不通为啥国企好坏都要挨骂》全文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荣融辗转难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评论《央企为什么这么“红”》让他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彼时，国务院国资委刚刚公布了央企年度成绩单——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起，央企销售收入与利润连续三年攀升。本以为如此出色的表现，足以为国资委与央企赢得掌声，可李荣融没想到，收获的还是骂声。“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起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你要是问我央企为什么这么红，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央企业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因为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所以央企搞好了。”李荣融说。

虽然在国资委成立的6年里，质疑声和骂声始终伴随着李荣融，压力和郁闷对他而言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但是，作为中国企业“国家队”的“总教练”，作为高达5.5 万亿国企资产(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统计数字)的“看家人”，李荣融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信仰和梦想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位共产党员，是“国企强则国强”的坚定信奉者。他的梦想是终有一天，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能有50家来自中国。而且他相信，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主要靠中国的国有企业。

进退之辩

在国资委最近公布的2009年前十个月央企的成绩单中，中央企业在2009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8289亿元，同比下降0.4%，降幅比1-9月缩小2.5 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利润6337.8亿元，同比下降6%，降幅比1-9月缩小7.7个百分点；已交税费总额9305.2亿元，同比增长9.5%。

与2007年以前相比，这样的成绩当然算不上炫目，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刚扫过的背景下，它已然超出了李荣融以及外界的预期。在2008年那个可怕的冬天，李荣融曾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预备着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积累的所有荣光，被这场危机付之一炬。在2008年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荣融说，“央企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而是能不能‘过得去’。”

很难说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冬天太短，还是中国经济的春天太强大，总之，央企的复苏来得远比想像的早。在2009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李荣融就带来了央企走出底谷的消息。

然而，就像中央企业每年漂亮的成绩单都没有换来掌声一样，2009年，率先复苏的央企收获的仍然不是赞赏和表扬，而是一顶“国进民退”的帽子。这顶帽子在国资委成立的六年来，一直压在李荣融的头上，而在2009年，它显得尤为晃眼。与前些年社会舆论对“国进民退”的批判有别，这次，一个新的有力论据会被经常提起：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4万亿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央企身上。在冬天里“穿上棉袄”的央企，在扩张的道路上远远把民企甩在身后。中粮入股蒙牛、宝钢入主宁钢、中国建材横扫水泥行业、山西煤炭行业大整合，甚至“央企地王”的出现，都强化了这一命题。

对此，李荣融并不认可。2009年8月，在为广州的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所做的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会上，他回应道： “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因为国企、民企都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我相信，民营经济还会做大做强，但客观地讲，它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些矛盾。”为此他还特别提出，在这一轮的并购整合大潮中，也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央企进行重组并购。

不仅“大老板”李荣融，其辖下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这种提法，甚至比李表现更激愤。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反问：“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详见本期《宁高宁：告别“摩根时代”》)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不久前也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什么国进民退啊，我说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与“国进民退”现象交映的另一个现象是“央进地退”——这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事实上来得更猛烈和持久。除了几个国资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外，地方政府都在竭尽所能抱紧央企这棵大树。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选择，逻辑很简单：首先国企改制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工作，接下来的问题是“卖给谁”：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或者管理层，弄不好就被会扣上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卖给外资，则要承受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指责。而卖给中央企业，就像是从一个口袋转进另外一个口袋，税收、就业——这两个地方政府最在意的“收益”没有流失，何乐而不为呢？

有分析人士指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被作为引导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指挥棒”，现在已经失灵。特别是央企，“只进不退、有所为没有不为”，是对现状更加贴切的描述。

接近国资委的一位专家曾向《中国企业家》透露，2003年成立以来，国资委就一直在考虑出台一个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路线图：哪些行业进，哪些行业退。但是因为过于敏感，至今未有定案。

关于“进退之道”，国资委曾有过说法。2006年底，李荣融就曾放出过一个探测气球，即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一提法出炉后，即遭遇舆论强烈炮轰：这是在强化垄断，与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后来，该说法在国资委被淡化处理，至今未有公开文件面世。

“国进”其势难挡，那么民企收购央企，有没有可能？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有一番比较客观的说法：“总体上讲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家族企业阶段。家族企业经营中小企业效率很高，但经营大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现阶段，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

在事实层面，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的数量为196家，截至目前减到了132家。这64家央企的退出，没有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